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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在竞争环境加剧的当下，劳动者的健康风险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期，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张圆、郝枫和平萍3位学者在《人口与经济》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健康共富”理念下我国劳动者健康风险价值损益评估》的研究论文，揭示了中国劳动者健康风险背后的深刻经济逻辑与不平等现象。
健康风险是指个体因自然、社会与个人行为等因素导致疾病、伤残以及健康损失的可能性，关乎居民健康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健康风险可能由先天遗传、工作环境、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因素引发，造成居民收入减少与医疗费用增加，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同时，由于风险源的复杂性，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风险差异也会加剧健康不平等。
研究显示，与2018年相比，2020年中国劳动者工资收入与健康风险出现双增的变化趋势，同时面临两种类型的健康风险，一种是由自身疾病引起的内生疾病死亡风险，另一种是由外部环境因素导致的外生环境风险。内生疾病死亡风险显著地限制了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与此相反，外生环境风险带来的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即所谓的享乐主义工资效应。这意味着尽管存在风险，劳动者愿意接受较低的安全标准以换取更高的工资。
该研究基于补偿性工资差值与享乐主义工资理论，构建了包含内生疾病类风险与外生环境风险的二元健康风险理论模型。通过匹配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与中国居民疾病死亡率数据，借助明瑟收入方程，利用统计生命价值核算中的“工资-风险”法来测度中国劳动者健康风险价值损益，并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进行分解。
补偿性工资差值理论认为劳动者因工作条件差异会要求不同的工资补偿，差的工作条件需更高工资来弥补；享乐主义工资理论认为高收入劳动者因工资边际效用低，更不愿从事危险工作，要求高补偿，低收入劳动者因工资边际效用大，在健康风险上升时可能仍从事危险工作，但健康恶化时会规避风险。两种理论都强调了工资与风险在劳动者决策中的权衡作用。
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中的个人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自2010年起已陆续开展了六轮调查，数据集包含被调查住户及个体成员经济活动、教育情况及工资收入等丰富信息。为便于对近期中国劳动者健康风险价值的动态比较，本次研究选取2018年与2020年度调查的同一批观测个体，在确保样本量充足的同时保证不同年份测度结果的可比性与稳健性。
风险发生率是测度健康风险价值的主要依据，按风险边界可分为内部疾病类风险与外部环境类风险两类。疾病类风险由人身疾病以及伤害所引起，外部环境类风险除空气污染、生态破坏等风险外，还包括意外伤害等职业健康风险。
观察两次调查间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均值不难看出，劳动者工资收入与健康风险出现双增的变化趋势。同2018年相比，2020年劳动者年均工作收入总额明显上升，每周平均工作时间51小时，远超过法定的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5天工作制下的40小时，普遍存在过度劳动的加班问题。在两个核心解释变量方面，疾病死亡风险率仍是重点关注对象，近年来仍有上升，人均风险率提高约3‰，而意外风险死亡率出现好转，下降约3.6‰。
研究指出，中国劳动者的健康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内生疾病和外生环境。内生疾病主要指因遗传、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因素导致的健康问题，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这些疾病不仅威胁劳动者的生命健康，还直接导致其经济价值的损失。研究表明，中国劳动者因内生疾病死亡风险价值呈亏损状态，循环系统疾病是价值损失的主要原因。
而外生环境风险则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外部环境因素，它们通过影响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间接造成经济损失。令人意外的是，论文发现外生环境风险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收益”，但这种“收益”实际上是以牺牲劳动者健康为代价的短期经济利益，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文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收入群体在健康风险价值方面的显著差异。研究显示，不同收入群体的健康风险价值均有上升，但存在明显的健康—收入分层现象。高收入群体虽然在内生疾病风险价值盈亏上与低收入群体相差不大，但其外生环境风险价值总量远高于低收入群体，价值损失也更为严重。这表明，高收入群体虽然在经济上更为宽裕，但往往也承受着更大的环境健康风险，这一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面对严峻的健康风险挑战和日益加剧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该论文提出了科学的评估方法与精准的政策干预建议。论文建议提高健康风险的特征效应，即增强劳动者对健康风险的认知和防范能力；同时减少其结构效应的负面影响，即通过改善环境、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降低外部环境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危害。此外，还应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健康风险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健康干预措施，以实现健康公平与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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